中国人首先就没有彻底弄明白，学习和上学，教育和教材完全是两个概念。学习未必要在学校里学，而在学校里往往不是在学习。

我当时只是在观察并且不解，这车为什么还能不报废。因为这是89款的车。到现在已经十三年了。

当年春天中旬，天气开始暖和。大家这才开始新的生活，冬天的寒冷让大家心有余悸，一些人甚至可以看着《南方日报》上南方两字直咽口水，很多人复苏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处打听自己去年的仇人有没有冻死。还有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姑娘已经跟比自己醒得早的人跑了，更多人则是有事没事往食堂跑，看看今天的馒头是否大过往日。大家都觉得秩序一片混乱。

他说：这有几辆两冲程的TZM，雅马哈的，一百五十CC，比这车还小点。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老夏又多一个观点，意思是说成长就是越来越懂得压抑**的一个过程。老夏的解决方式是飞车，等到速度达到一百八十以后，自然会自己吓得屁滚尿流，没有时间去思考问题。这个是老夏关于自己飞车的官方理由，其实最重要的是，那车非常漂亮，骑上此车泡妞方便许多。而这个是主要理由。原因是如果我给老夏一部国产摩托车，样子类似建设牌那种，然后告诉他，此车非常之快，直线上可以上二百二十，提速迅猛，而且比跑车还安全，老夏肯定说：此车相貌太丑，不开。

我说：没事，你说个地方，我后天回去，到上海找你。

这天晚上我就订了一张去北京的机票，首都机场打了个车就到北京饭店，到了前台我发现这是一个五星级的宾馆，然后我问服务员：麻烦你帮我查一下一个叫张一凡的人。